艺术史学家王中秀先生在《历史的失忆与失忆的历史》中言：“如果任伯年不在1870年前后，黄宾虹不在1909年，吴昌硕不在1914年移居上海……接受市场的洗礼，可以断言，艺术史上便没有他们现在的席位。”

▲开埠后的上海迅速发展为中国的商业中心

在清末民初商业经济的刺激下，沪上的收藏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艺术收藏家、赞助人的角色内涵愈发多元化：他们不仅像传统士绅贵族那样以财置画，更萌生了通过报刊媒体推广艺术收藏、宣传艺术家，甚至通过建立书画会、支持教育和跨文化交流来带动整个艺术行业发展的意识。他们在实践中落实了这些在当时来看颇为新颖的理念，并迎来了清末上海书画市场的一次“牛市”。

赞助人、收藏家也与艺术家之间发展出更富有“现代”特征的关系，艺术市场的形态和机制越来越多样化，各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拓展，更为详尽的契约框架和交易规则建立起来。艺术与金钱之间的关系也愈发明朗化：金钱并不站在艺术的对立面；市场对于艺术价值的发现和铭记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上海私人收藏的鼎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地方商业的繁荣。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凭借“江南之津通，东南之都会”的优势，成为万商云集的大城市。发达的商业经济带动书画消费群体的兴起，除了那些既善作又善藏的传统文人墨客，如胡公寿（1823-1886）、刘世珩（1874-1926年）、吴湖帆（1894-1968年）等之外，二十世纪初活跃于沪上的重要艺术收藏群体还包括严信厚（1838-1907）、盛宣怀（1844-1916）、徐鸿逵（1866-1909）、王一亭（1867-1938年）、周湘云（1878-1943）等在内的买办、绅商、工商巨头们。这些乐于收藏艺术的巨商富贾既是民间新兴资本的中坚力量，又继承了中国商人附庸风雅的传统，他们为中国近现代艺术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革新。

在商业资本和理念的推动下，这个时期艺术收藏从一种单纯的文化社交活动，发展为集修身养性、拜师会友、经济投资和公益目的为一体的复杂行为。熟悉商业规则的新藏家们很快摸透了书画市场的定价机制——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稀缺程度等是客观的定价基础，但知名度、社会影响力这些外部影响因素，则可以通过人为推广来打造。所以他们不仅像古人那样赏字画、购字画、藏字画、讨教画艺、招募门客幕僚、支付生活津贴、帮助外来者在城市定居，还额外资助他们办展、登报、社交、出国“镀金”。善于经营的企业家和投资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将财富管理、积累和传承的理念带入到艺术收藏中，并成功地以这些“前卫”的方法提升和稳固了书画在当时社会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虽然王一亭也曾师从任伯年作画，但如今他在国内更多的以企业家和艺术赞助人之名为人所知：他涉足船舶、电器、保险诸业，跻身清末上海实业巨头之列。晚年他与金石派大师吴昌硕亦师亦友，王在日本为吴招揽订单，经常带吴出入日本人聚集场所六三园，介绍吴与日本原总理西园寺公望相识，在六三园为吴办展等等。王一亭海还利用自己在日方的渠道资源帮助吴昌硕在日本刊印《昌硕存画》、《吴昌硕画谱》、《吴昌硕画帖》、《吴昌硕书画谱》、《缶翁墨戏》，且在长崎、大阪等地为吴昌硕举办个人书画展。这些举动无形之间帮助吴作提升海内外社会影响力和市场价格。除了通过收藏和赞助来扶持成熟艺术家，他还资助艺术教育事业，他曾任名誉校长的昌明艺术专科学校，以及他资助过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都培育过对当今中国画坛影响深远的艺术家。

随着收藏需求的增加，文玩古董经销行业也迎来了规模和形式的升级。因位于广东路299弄3号的怡园茶社楼房不敷应用，由上海清真董事会董事马长生等从事古玩商业资历较长者，发起募集资金筹建古物商场，是上海古玩商业系统中最早的一家室内交易场所。同业间在此买进卖出；顾客也可自由选购或出售古玩。民国21年（1932年）因原址古玩摊位拥挤，兼以房屋年久失修，为拓展业务并防止楼面倒塌危险，经部分古玩同业倡议自行增设上海古玩市场，俗称“新市场”，内部各字号独立经营。“新市场”与在原址的中国古物商场（俗称“老市场”）同时并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划归上海市第一商业局下属的上海市贸易信托公司管理。

一方面战事导致各地的文人墨客纷纷来到上海定居避难，另一方面沪上收藏市场的壮大以及藏家、赞助人与艺术家之间合作关系的深化也催化了这种聚集效应的形成。清人张鸣珂（1829—1908年）所著《寒松阁谈艺琐录》（1923年）载：“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于海上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